面对李栋一案引发的沉渣泛起，我第一次真正感觉到了孤立无援，这次挡在我面前的不再是简单的某股势力，而是一种根深蒂固、已经延续了上千年的思想意识，有了这种思想意识的搅和，朝廷中不管是效忠于我还是表面上敷衍我的人，不管是心怀坦荡还是暗藏心机的人，这一次都为了维护这种属于他们共同所有的特权自觉不自觉的站在了我的对立面。

　　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我这一次不得不委曲求全，希望利用它还算好的一面达到改变现状的目的。这一次我是彻彻底底的服输了，这个敌人比我更有权威的统治着我的力量，如果我现在就试图去打倒它，那我的结局只能是一无所有。

　　为了尽量避免对李栋惩戒引起的我与孙起良之间的裂痕，我把这事以谕旨的形式告诉了坐镇西川的孙起良，孙起良自然是很生气，上奏表示朝廷严办李栋，并向我请了管教后辈不力之罪。这是孙起良奏章上明面说的，但是从字里行间就可以发现孙起良很明显在“免死”两个字上大做文章。

　　有了孙起良的这道“护身符”，下面的事就好办多了，三司经过严审，最后确定了李栋先挑事并先动手的这个事实。这个结论一确定，军界众将纷纷上奏要求严惩李栋、以安军心。看着这些折子，我在心中暗暗冷笑，他们所谓的严惩和我杀一儆百的目的还差的远很。最后，我对李栋选择了除死刑外的最重惩罚――流配安南，永世不得离开拘押地。这个结局说起来也和杀了李栋没多大区别，但既然在形式上保住了他的命，群臣们便挑不出什么理儿来了。同时我为了对文武百官们形成慑服效果，专门颁下圣旨说：以后朝中军中若在发生斗殴致伤的情况，便以李栋为例，若害死人命，定当格杀勿论。

　　李栋引起的风波总算是压下去了，不过我的权威却前所未有的经历了一次巨大的挑战，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再次发生，我决定加快对军队的有效控制，俗话说“有枪就是草头王”，更何况我一个名正言顺的皇帝呢？军界的一些想法和我还是比较接近的，我只要把军队将领牢牢控制住，以后多打点“擦边球”，逐渐扩大自己回旋的空间，事情就会越来越好办。

　　随着军器局和朝廷织场等工场的逐步扩大，军队中大量不合格兵员被转移了出去，这在减轻军队负担的同时还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各营织场、窑场等等工场所产生的收入我一点没浪费，全都抵了军饷，如此一来，在户部减少了军饷开支的情况下，各营饷银反倒有大量增长。这事使那些以前整日为饷银发愁的将领们喜上眉梢了。如此一来，在京军各营的包袱逐渐甩掉的同时，大量优秀兵员的补充问题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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