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大小船只，用来运送兵员最为合适，但是，由于城内巡防营被打退时，都是由南门出城，他们将沿江船只劫夺一空，抢不走的便付之一炬，江边熊熊燃烧的火焰映红了半边天，直到现在还没熄灭，所以，起义军不可能再通过船只进行调动。

　　当得知江边船只被烧尽后，赵北就知道，攻击南京的计划是绝对不能再实施的了，而困守孤城更不足取。在赵北看来，民党选择的起义时机很不恰当，和原本应该在三年后爆发的“辛亥革命”比较起来，此次安庆起义存在着三个先天不足：

　　首先，辛亥革命爆发前夕，由于农业歉收，以及随之而来的粮价飞涨，湖南、湖北、安徽等地爆发了多次民变，民党、会党均参与其中，新军中的部分部队被清廷派去弹压民变，出身穷苦的普通士兵亲眼目睹了朝廷的腐朽，对民间疾苦感同身受，这就为革命的全面爆发准备了舆论和民心，武昌革命军枪声一响，顿时一呼百应。而这，正是安庆起义所不具备的先天条件之一，现在虽说不上风调雨顺，但无论是士兵还是百姓，均未被朝廷逼到绝路，只要有口饭吃，很少有人会提着脑袋造反，想要天下一呼百应，百姓望风影从，似乎有些强人所难。

　　其次，辛亥革命之所以由新军发动，并得到多数清军响应，一半是因为民党的煽动，而另一半则是因为军饷的降低以及无故的拖欠，不唯湖北军队如此，便是其它省份的军队，无论是新军还是旧军，也多半面临着军饷拖欠的问题，那时的清朝财政，实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所以，与其说辛亥革命是一场革新的起义，不如说是一场因闹饷而激起的兵变，至少在前期是如此。这也正是安庆起义所欠缺的，至少在安庆城里，军饷的发放还是足额的，这从参加起义的军队人数就可得到佐证，暂编第三十一混成协官兵总数为四千四百余人，主动参加革命的只有两千人左右，以巡防营为首的旧军几乎没有成建制倒向革命的，至少在旧军士兵看来，朝廷还没到“天怒人怨”的时候。

　　最后，辛亥革命之所以在爆场兵变演变为波及各省的全面革命，完全是因为曾对朝廷寄予厚望的“立宪派”调转了枪口。出于各种目的，不少封疆大吏也是立宪派的同情者和支持者，所以，当清廷那搞笑的“皇族内阁”成立之后，立宪派便已完全死心，转而开始与革命派取得某种默契，当发现朝廷已虚弱不堪时，便果断的参加了“革命”。这，正是安庆起义最大的先天不足，没有各省的纷起响应，单靠一省之力，很难撼动清朝统治根基，“后装枪时代无革命”，没有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瓦解，革命很难取得成功，现在的“立宪派”人士，正眼巴巴的等着朝廷施舍下一个“立宪议会”，至少目前来说，他们是不支持革命的，因为革命就意味着战乱，意味着旧秩序的崩溃，意味着利益蛋糕的重新划分，这不是他们所愿意看到的。

　　所谓“时势造英雄”，顺时而动，才能事半功倍。

　　如果用一句教科书式的话来总结，那么现在的社会形势便是“革命时机尚未完全成熟”。

　　作为穿越者，赵北深信这一结论，而且也不打算与“大势”强行相抗，至少现在不行。革命从来都不是偶然的冲动，要想取得成功，需要长期谋划，缜密准备，而且，必须做好屡败屡战的准备。

　　“走，咱们去拜访一下熊司令。我有个建议，想跟他说说。”

　　赵北召集部下整队，留下些人看守军械，随即与吴振汉带着部队向巡抚衙门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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